《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1

　　西安事变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而贯穿西安事变的主线之一便非张学良莫属，其间每个举措，无不折射出当时张学良渴求全国一致对外抗日的心路历程。我试图梳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对日、对蒋、对共的一系列举动，以及影响他决策的各种因素，来探索这位可以说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实质。

　　在1928年前，张学良和蒋介石还处于敌对状态：蒋介石是国民党新军阀的代表，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支持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当时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一度扩展到江浙一带。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间琪的相继遇害，使张学良对日本深恶痛疾，再加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欲在东北扩张自己的权益，甚至要把满蒙从中国分离成为像朝鲜一样的附属国。背负着家仇国难的张学良十分清楚，只有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举国同心，才有可能击败疯狂而野心勃勃的日军。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宣布易帜，在东北各地降下了五色旗，挂上了象征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张和他的东北军归服于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过于服从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命令，当日军肆无忌惮地在东北挑衅滋事时，身为东北关键人物的张学良始终吩咐下属：日军挑衅，我们守土有责，理应抵抗;不过仅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应付。张当时抱的心态大概是无条件听从蒋的指令，同时不想兵灾祸及全国。然而，我们不禁发问，一时对日的委曲求全能够换来全国安宁和稳定的吗?如果一直对日军忍让，他们的野心定然是一步一步地吞没整个中国。所以说，那时候还不如倒戈反击，镇压日军嚣张的气焰，毕竟，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军民因为日军的蹂躏而流亡，还不如抗日战死疆场，也死得其所。

　　在扣押蒋介石后，张、杨迅速通电全国，解释发动西安事变的塬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并一再申明立场：“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制造内乱”，“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然而，由于事变发生后西安城内的通讯被当局迅速切断，使得张、杨发布的重要公文不能及时公之于众、采信于民。国内外质疑并谴责张、杨行径的新闻和组派层出不穷，扬言犯上作乱，妄动干戈，酿造内战，要求立即恢复介公自由。在诸如南京方面的讨伐旗鼓、担心内战爆发、舆论纷纷、西安内部意见不一等众多环境下，经过宋氏兄妹的调解，张学良也力主尽快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回京，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尽管当时杨虎城及其他很多将士极力要求有条件地释蒋。

　　东北易帜的出发点，应该就是张学良心里清楚对外单靠奉军力量无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也没有实力与号称拥兵百万的南京对抗，在权衡利弊，极力主张国家统一的情形下，决定将东北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如出一辙的是日军侵犯东北时张遵循蒋的“不抵抗”政策，其中的塬因之一便是蒋和张担心抵御强大的日军只会招来更大的全国范围内的灾祸，同时希冀依靠国际力量来制约日军。然而，出乎张意料的是，一时的妥协与忍让只会使日军展开更加疯狂的扫荡。

　　在旅欧期间，张学良到过英国德国、瑞士丹麦等国考察，并认为摆在中国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法西斯道路，一条是共产主义道路。当时的张更倾于法西斯主义，要求其下属和部队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然而，历史总是善于从波澜不惊的事件中制造一些波折和冲突，也只有在这些磕磕碰碰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行为和观念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在与共军作战的一次又一次的碰壁经历中，张的东北军伤亡惨重，张才醒悟“攘外安内”是既不切实也不可行的政策，绝对服从领导亦是荒谬的。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可以说，张学良的观念才开始悄然转向共产主义。

　　按照预想，在张扣押蒋之后，理应得到国内外各界的支持和同情。无奈在西安事变消息一出时，国内大部分媒体纷纷掀起拥蒋护蒋浪潮，谴责张、杨的电报俯拾即是。

　　当我们再放眼看看国外的舆论时，会发现另一番纷乱的景象。日本的打算是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翁之利，他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期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和企图。英美的建议是“和解保蒋”，英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为了维持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而美国支持将是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均势，以期维护在华利益。苏联也是主张“和解放蒋”，一方面，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另一方面，苏联德、意法西斯的威胁，所以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谴责西安事变。鉴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这其中塬因之一，张只得选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放蒋，当然，这也并不违背他的初衷，毕竟，他兵谏的目的是让蒋转变观念一致抗日，其余并无所求。

　　总体说来，不论外界其它评价如何，我唯以为在张学良身上始终保有的是一种舍身追求一致共御外侮的高尚的爱国情怀。

　　东北易帜所折射的便是他统一国家共同抵御日军的深思熟虑。叁位一体和兵谏背后体现的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殷切希望，而不再是国人的自相消耗。和平释蒋前张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外要求保蒋释蒋的舆论，更有“主战派”大举进攻的扬言以及西安内部在“释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我们试想，如果张学良一直以蒋作为筹码“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主战派”必然浩浩荡荡地率军兵临西安城，一场国民军与东北军的内战在所难免，国家极易陷入一片混乱;另外，如果不早日释蒋，在西安方面，不少东北将士早已厌倦了蒋的“攘外安内”政策，报国杀敌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趁此机会将蒋消灭以解心头之恨，也会造成内战。也许当初张学良考虑得并没有我所说的这么仔细，但是我们理应承认张最终还是合理地解决了自己带来的西安事变，尽管对于西安事变他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2

　　近来无事，我就观看了《西安事变》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深有感触。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煺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唿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达到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应该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不过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试想，如果不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促进下，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谈，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怎么能成为抗战的总司令，又怎么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一定地位呢?直到今天，陈水扁将蒋介石的灵堂拆除，人们还能对他表示同情，也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表现。如果当年他没有转过来抗战，继续打内战，他就会像汪精卫那样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堆”。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叁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艰苦的为人民的美好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只有联合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可是要想蒋介石放弃塬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只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这时，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弃自己塬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叁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终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口头答应：放弃塬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己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当然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3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不过，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叁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叁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叁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4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叁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叁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5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6

　　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是，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侑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侑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叁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期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尙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侑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侑"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侑道理，只是祂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状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但是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侑"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祂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能够说，当年国、共、张叁方在"西安事变"舞台尙的表演都侑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祂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祂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必须程度尙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叁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茖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尙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透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此刻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侑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7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户外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齐，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发奋。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8

　　西安事变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而贯穿西安事变的主线之一便非张学良莫属，其间每个举措，无不折射出当时张学良渴求全国一致对外抗日的心路历程。我试图梳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对日、对蒋、对共的一系列举动，以及影响他决策的各种因素，来探索这位可以说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实质。

　　在1928年前，张学良和蒋介石还处于敌对状态：蒋介石是国民党新军阀的代表，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支持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当时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一度扩展到江浙一带。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间琪的相继遇害，使张学良对日本深恶痛疾，再加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欲在东北扩张自己的权益，甚至要把满蒙从中国分离成为像朝鲜一样的附属国。背负着家仇国难的张学良十分清楚，只有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举国同心，才有可能击败疯狂而野心勃勃的日军。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宣布易帜，在东北各地降下了五色旗，挂上了象征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张和他的东北军归服于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过于服从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命令，当日军肆无忌惮地在东北挑衅滋事时，身为东北关键人物的张学良始终吩咐下属：日军挑衅，我们守土有责，理应抵抗;不过仅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应付。张当时抱的心态大概是无条件听从蒋的指令，同时不想兵灾祸及全国。然而，我们不禁发问，一时对日的委曲求全能够换来全国安宁和稳定的吗?如果一直对日军忍让，他们的野心定然是一步一步地吞没整个中国。所以说，那时候还不如倒戈反击，镇压日军嚣张的气焰，毕竟，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军民因为日军的蹂躏而流亡，还不如抗日战死疆场，也死得其所。

　　在扣押蒋介石后，张、杨迅速通电全国，解释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并一再申明立场：“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制造内乱”，“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然而，由于事变发生后西安城内的通讯被当局迅速切断，使得张、杨发布的重要公文不能及时公之于众、采信于民。国内外质疑并谴责张、杨行径的新闻和组派层出不穷，扬言犯上作乱，妄动干戈，酿造内战，要求立即恢复介公自由。在诸如南京方面的讨伐旗鼓、担心内战爆发、舆论纷纷、西安内部意见不一等众多环境下，经过宋氏兄妹的调解，张学良也力主尽快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回京，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尽管当时杨虎城及其他很多将士极力要求有条件地释蒋。

　　东北易帜的出发点，应该就是张学良心里清楚对外单靠奉军力量无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也没有实力与号称拥兵百万的南京对抗，在权衡利弊，极力主张国家统一的情形下，决定将东北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如出一辙的是日军侵犯东北时张遵循蒋的“不抵抗”政策，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蒋和张担心抵御强大的日军只会招来更大的全国范围内的灾祸，同时希冀依靠国际力量来制约日军。然而，出乎张意料的是，一时的妥协与忍让只会使日军展开更加疯狂的扫荡。

　　在旅欧期间，张学良到过英国德国、瑞士丹麦等国考察，并认为摆在中国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法西斯道路，一条是共产主义道路。当时的张更倾于法西斯主义，要求其下属和部队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然而，历史总是善于从波澜不惊的事件中制造一些波折和冲突，也只有在这些磕磕碰碰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行为和观念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在与共军作战的一次又一次的碰壁经历中，张的东北军伤亡惨重，张才醒悟“攘外安内”是既不切实也不可行的政策，绝对服从领导亦是荒谬的。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可以说，张学良的观念才开始悄然转向共产主义。

　　按照预想，在张扣押蒋之后，理应得到国内外各界的支持和同情。无奈在西安事变消息一出时，国内大部分媒体纷纷掀起拥蒋护蒋浪潮，谴责张、杨的电报俯拾即是。

　　当我们再放眼看看国外的舆论时，会发现另一番纷乱的景象。日本的打算是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翁之利，他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期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和企图。英美的建议是“和解保蒋”，英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为了维持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而美国支持将是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均势，以期维护在华利益。苏联也是主张“和解放蒋”，一方面，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另一方面，苏联德、意法西斯的威胁，所以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谴责西安事变。鉴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这其中原因之一，张只得选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放蒋，当然，这也并不违背他的初衷，毕竟，他兵谏的目的是让蒋转变观念一致抗日，其余并无所求。

　　总体说来，不论外界其它评价如何，我唯以为在张学良身上始终保有的是一种舍身追求一致共御外侮的高尚的爱国情怀。

　　东北易帜所折射的便是他统一国家共同抵御日军的深思熟虑。三位一体和兵谏背后体现的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殷切希望，而不再是国人的自相消耗。和平释蒋前张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外要求保蒋释蒋的舆论，更有“主战派”大举进攻的扬言以及西安内部在“释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我们试想，如果张学良一直以蒋作为筹码“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主战派”必然浩浩荡荡地率军兵临西安城，一场国民军与东北军的内战在所难免，国家极易陷入一片混乱;另外，如果不早日释蒋，在西安方面，不少东北将士早已厌倦了蒋的“攘外安内”政策，报国杀敌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趁此机会将蒋消灭以解心头之恨，也会造成内战。也许当初张学良考虑得并没有我所说的这么仔细，但是我们理应承认张最终还是合理地解决了自己带来的西安事变，尽管对于西安事变他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9

　　近来无事，我就观看了《西安事变》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深有感触。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达到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应该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不过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试想，如果不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促进下，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谈，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怎么能成为抗战的总司令，又怎么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一定地位呢?直到今天，陈水扁将蒋介石的灵堂拆除，人们还能对他表示同情，也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表现。如果当年他没有转过来抗战，继续打内战，他就会像汪精卫那样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堆"。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艰苦的为人民的美好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只有联合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可是要想蒋介石放弃原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只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这时，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弃自己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终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口头答应：放弃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己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当然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10

　　八十年前的1936年12月12日，中国的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变，史称"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即：在西北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兵变，逮捕了当时的国民党及政府首脑蒋介石。由此引发了国际国内的巨大关注。也给当时的全国局势带来了新的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帮助下，最后和平解决，促成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由此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的重要转折!

　　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使得东北国土沦陷。当时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放弃了东北军抗击日军。调动军事力量全面围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红色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红色苏区，由于"左"倾错误领导，造成了工农红军的巨大路线错误，在国民党围剿下，被迫战略转移，长征二万五千里，转战到陕北落脚，由这里东征"抗日"。蒋介石又调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进行新的围剿，在这时的华北，日本侵略者进一步虎视眈眈，企图侵占我国华北，进而全面入侵我国。全国民众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还爆发了抗日的"一二.九"爱国运动。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顺应历史潮流，顺应全国人民抗日呼声，对赶来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苦谏无效的情况下，被迫实行"兵谏"，抓捕了督战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一行，并通电全国一致抗日。

　　这一"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引发了美英、苏联等东西方大国的极大关注，引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极大关注，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各派势力的极大关注，更引发了全国民众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这纷繁复杂、危机四伏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摈弃前嫌，用极大的包容和协商的胸怀，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同意了"停止内线，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形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全国各族各界各党派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为后来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奠定了基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在成功解决事变的过程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不仅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使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成为后来领导敌后抗日，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关键。从这一历史中，我们得到了以下极为深刻的启迪：

　　一、政治大局。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进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独立自主地解决重大问题，科学正确分析当时的国内政治大局，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维护民族和国家的最大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始终把这个政治大局挺在前面，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理论指导的前提，也成为党领导抗战的首要基础。

　　二、包容胸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为人民、为民族奋斗的纲领和宗旨。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与国民党并肩担起反帝反封建的责任，在北伐中生死与共。而在1927年的"4.12"政变中、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杀害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并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反复"围剿"，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而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不计较本党利益，以极大宽广的胸怀，包容了一切，拥护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一致对外抗日，中国工农红军自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对日军作战。这样的包容胸怀是任何一个政党所不具备的。

　　三、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西安事变"过程中，科学、正确地运用协商民主的方式，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协商，与宋美龄和美国代表端纳协商，与被扣押的蒋介石协商。经过近半个月的协商，终于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答应了"停止内线，联共抗日"，进而促进了抗日民主统战的最终形成，有效有力地推动了全民、全民族抗战。

　　四、策略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讲究斗争策略，充分体现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战略思想，主动转变"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的行纲领和口号，拥护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抗日，并愿将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是正确的策略。但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与国民党的"一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政策进行坚决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与此同时，讲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方法这一活的灵魂运用于解决问题全过程，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在中国革命中的最为成功的实践与创造!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照慧照愚，照善照恶，照美照丑。从这些历史启迪中，使我们更加坚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伟大和光荣正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带领党中央在讲政治大局中始终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进而同筑中国梦这一大局，以极大的政治气魄和胆略协商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极宽极大的包容胸怀处理国际复杂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得到了上百个国家的拥护参与，并用协商民主方式成功解决和化解各种矛盾。既讲原则、又讲策略，把党的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运用提高到更好更新的水平。为全党做出了崭新的表率，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做出了贡献，更坚定了我们跟党前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之一的人民政协，应始终把握运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系列讲话为指导，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看齐，以博大的胸怀，以包容的情怀，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社会各界合作共事，民主协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而且善于商量，团结民主地、和谐快乐地商量，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共同筑就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我们为之努力的不懈追求。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一定能够达到!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11

　　自从有了网络，就很少看电视了。前几天偶尔看了一眼中央八套播放的连续剧《西安事变》，情节还算吸引人，于是也就断断续续的看下来了。不知道这部电视剧中真实再现历史的情节有多少，虚构的情节有多少，电视剧嘛，毕竟是文艺作品，只要大致贴合历史就够了。

　　有关西安事变的图书资料、影视剧已经出了不少，我也看过一些。从我所了解的来看，至少有三点是能够肯定的：一是蒋介石也是想抗日的，但他的计划是先统一中国(主要是消灭共产党红军)后再抗日，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确实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感召和影响，西安事变前张杨已经分别同共产党接触并达成了停战的默契;三是张只是逼蒋抗日，并没有想要杀蒋或者是长期囚禁蒋已到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只是一次兵谏。从这几点来看，该电视剧还是基本贴合历史的。

　　我一向认为，任何人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他在当时所处环境和各方面条件制约下，他所认为的最佳选取。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好，张杨的兵谏也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都是如此。西安事变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是非自有历史评说，因此我在那里不想去探讨各方的功过得失，我的水平也不足以去探讨历史，只是想说说自己的一些感想。

　　一是关于时刻的感想。

　　蒋介石想在消灭红军后再去抗日，这种策略也是能够明白的，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安内的时刻，西安事变就发生了。其实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的这一策略能否付诸实现也未可知，正因红军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消灭的。如果不能很快消灭红军，久拖不决的话，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什么事变来。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有一个两广事变了，即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1936年6月起兵反蒋，要求北上抗日的事变。因此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很好，但没有时刻去实现。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少，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时不我待啊!

　　现实生活中这种状况也比比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策略，却没有时刻去实现。比如有人说，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想法很好，但等你赚够了钱，你的身体还能够支撑你去全世界旅游吗?或许到时候你的大脑还会不会有类似的思维都不必须。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需要时刻来实现的想法。

　　如果你的很好的想法牵涉到别的人，时刻上就更难说了。比如感情上的问题，你说：“妞妞，等我事业有成，攒够了钱，我就来娶你。”想法也能够明白，但对方能等到你事业有成的时候吗?即使她愿意等，她所处的环境容许她等吗?文艺作品中的类似的变故太多了。《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私下幽会并订了终身，但等到张生进京赶考，半年后得中状元再回来时，莺莺已被母亲许给他人，幸好张生及时归来，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三起解中的王公子和玉堂春，两人情投意合，海誓山盟定下了终身，等到王公子回金陵老家苦读圣贤书，准备求取功名后再来娶苏三时，王公子自己却被父母逼迫先娶了妻，回到京城再去看苏三时，苏三也已被人贩子拐卖到他乡成了别人的小老婆。但是经过一番磨难，两人最终的结局倒还不错。但能够看出，很多好的想法是需要时刻来实现的，但现实能不能给你这个时刻却不必须，个性是在当今人心浮动的年代。

　　二是关于勇气的感想。

　　张学良在做出扣留蒋介石的决定之前，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他知道犯上作乱的后果。有可能人头落地，即使能苟全性命，但他此刻拥有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知道这种后果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气实在可嘉。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又毅然决然地护送蒋回南京，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更是需要勇气。我看那时候的地方实力派和军阀中只有张汉卿能做得出来。抛开张发动西安事变的是非功过不说，就凭他这种敢作敢为的勇气，也足以令人钦佩。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虽说没有能改变历史的事情发生，但很多事情也是需要勇气的，得失之时的选取，荣辱之间的态度，都需要勇气。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你能做到淡泊明志吗?你能放下现有的一切去追求自己喜爱的生活吗?你能真正做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吗?得和失同样需要勇气。不好说这些生活中的大事，就是小事也需要勇气，比如，此刻外面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你能冒着严寒去赴一个可去可不去的约会吗?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12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曾多次在电影、电视、话剧等艺术形式中再现，登上京剧舞台尚属首次。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主创者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决定性作用，周恩来成为剧中重点，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蒋介石建起三方力量，共同推动剧情向前发展。在艺术呈现上，《西安事变》突破流派和行当限制，充分发挥剧种优势，进而塑造出血肉丰满、情感细腻的人物群像。

　　周恩来、张学良虽同由须生演绎，但流派不同，前者为马派须生朱强，后者为杨派须生于魁智。剧中杨虎城、蒋介石则归由花脸行当，前者是偏重做工的架子花脸胡斌，后者是偏重唱功的铜锤花脸王越历史记录片《西安事变》观后感历史记录片《西安事变》观后感。梅派青衣李胜素的挎刀配演也为此剧增加了不少光彩。全剧既挖掘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又给予不同行当、流派的唱腔与表演以充分发挥的平台，从而让全剧可观可听。

　　历经“戏曲改革”和“样板戏”的探索，观众对戏曲现代戏的艺术标准要求颇高，戏曲自身在表现今人生活时也有颇多掣肘之处，在此背景下，《西安事变》不仅勇于继续戏曲现代戏的探索，而且直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其创作精神值得肯定。当然，作为一出新戏，还需要在演出实践中继续打磨。

　　《西安事变》观后感影评13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历史。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