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梁启超所作《李鸿章传》，与吴晗的《朱元璋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及朱东润的《张居正传》并称为20世纪四大传记，四位皆是近现代中的有名学者。《李鸿章传》开篇以“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定下客观论断的基调，此中既言明对李鸿章不可等闲视之，他在平捻军之乱、平太平军叛变之中，维持了中国的稳定大局，他兴洋务办海军也有开眼看世界的独有魄力眼界，其生平立下业绩并非凡夫俗子所能企及;另一方面，李氏也未能扭转中国危亡的局面，他在外交事务中与列强签订的条约种种，致使国土流失并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命运，遭后世人种种谩骂，因而生前死后所受毁誉参半。因而梁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二者在政治上素来是公敌，梁却能放下偏见，持一颗公平心对李鸿章生平境遇作评判，或者他对李所惜所批所悲之感，也有百日维新失败的自我悲叹罢。
梁对李的评断，一言以蔽之，则李氏乃时势所造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也，他提醒我们有几个历史前提需要注意：一是满清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权登峰造极之时，二是李身处满汉民族矛盾利益冲突急剧之时，三是外患紧迫逼近之时。
其一，中国的专制政体自春秋战国形成的中国文化大传统为起点(以儒家道德为基础和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道德哲学为主流)，从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到明清时期君权逐步达到顶峰，皇帝将权力集于中央一己，明有内阁而清设军机处，均是直授皇帝要谕，底下官员则相互掣肘，因而专制程度越深，权臣数量越少，我们便可以想象，有识之士当时要推行变法实行变革实在是困难之事。
其二，清朝是满族所建立的政权，在制度上虽承袭汉人制度，政治权力的内圈仍是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谋生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因此形成一个靠族群血缘关系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因而梁后来回忆变法之难，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在于满族利益集团不愿因变法而使政权流散于他族之手，在任用大臣方面对满汉也存在亲疏之别，直到清朝意识到内乱无法由懒散惯了的八旗子弟军平定时，才愿意由汉族大臣出兵镇压。
其三，观当世大事，欧洲列强依靠变革强大起来，他们将势力进一步东扩，已不再是原来需要天朝大国进贡的蛮夷之邦，中国面临有史以来最紧迫的危机，如若继续紧闭国门不愿求变，便要不断受到强国威胁，不论外交手段如何狡狯机智，内治不修终是“弱国无外交”。
以上述三点为基本背景，纵观李鸿章一生，作为军事家，他是一个真正善于统率将领的人才;作为直隶总督，他认识到中国的危机局面，看到西方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强大，因而积极倡导办洋务，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步有重要贡献;作为外交家，他斗智斗勇表现出战国策士的遗风，还几乎牺牲自身性命，也要为本国争取最大利益，却最终落得一个卖国贼的骂名。然而另一面，梁认为他有谋略却也有用人不当、任人唯亲的过失，他有足够的权力和威望能够实施改革，但仍旧囿于天朝大国的狭隘民族心态，对许多事情的认识上只施策略不问缘由，因而梁启超批评他不学无术。
然而，洋务派未能完成历史任务，梁所坚信学西方体制是根本所在，最终却又如何呢?在此我更愿意相信鲁迅先生所坚持的“国民性”的批判审视，所有制度之本终在于个人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尚是一段长远的路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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