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自己开始变老的缘故吧，现在对一切老年人的回忆文章都有莫名其妙的浓厚兴趣，总觉得其中打动自己的文字比年轻人故作深沉写的那些东西要多得多。

　　去年的这个时候，读的是何炳棣的《读史阅世60年》。今年则是何兆武的《上学记》。都是何家人写的、也都讲到了西南联大的人和事，可出发点，内涵，笔调，总之气质上两者迥然有别。

　　兆武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还真说不太清楚。就像他大学读的是西南联大，按照今天的标准，到底算念了什么专业也是糊涂的。一年级上的是土木系，后来辗转历史、中文、外文系等，说不清楚是什么专业的，照他自己的话，那时候学生转专业很容易，想转就转。以前知道这个人是因为爱看他翻译的作品，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他的译笔。那时就以为他是一个翻译家。后来又读到了他关于历史哲学的文字，当他是哲学家;再后来～，又以为他是个思想史家了。总之，会在不经意中发现他的名字。忽然想到自己其实也是这类人，常常在某个前言后记或者书的封面上露上一小脸，绝对当不了主角和领袖的那种。只是水平比他差了很多，于是，还是对这类人有些亲切感。

　　读着《上学记》，对何先生的亲切感又上了一级。这本书是何先生八十岁以后的一部口述作品，从1921年出生那年讲到1950年。主线是自己的读书和相关经历。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而重点是自己在西南联大时的所见所闻所思，份量超过全书的一半。也许是自己在大学工作的缘故，对这一部分有着特别的兴趣，而在我看来，何先生这部分的文字真的非常耐读，值得关心大学的人好好读读。

　　正如何先生自己谦虚表示的那样，他是个凭着兴趣读书、译书和做研究的杂家。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大意是于这个世界不妨作一个旁观者，以超然和欣赏的态度处之。这个境界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企及的。生逢乱世，经历过北洋军阀的争斗、日寇对祖国的蹂躏、残酷的内战，28岁之前不断地在飘泊之中，亲人朋友悲欢离合的故事不断地在身边上演，那些惨不忍睹的悲剧想不看都不行。经历这些事情的何先生能够一直保持这样心境，实在是一个高人。

　　他的书一直是以不动声色的口气在讲故事，语言平淡无奇，故事也都是亲历的事情，没有多少高论和名言。以前读这类文字会有些许的枯燥，而现在读着反而津津有味。也许是自己的阅历使得能够体会其中的妙处了。

　　最让我动心的是何先生讲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所见所闻。那时的办学方式、那时的学风、那时的老师，还有那时学生之间的交往，包括学术与政治的勾连。以前看过几本介绍西南联大的读物，如谢泳的，有虽些感触，但都不如何先生亲历的让人动情。他讲那时候学生和老师的自由，从心里支持那种学术自由的套路，和邹承鲁院士一样，他认为正是这种随处可见的自由蕴育了西南联大的历史功绩。我承认，每次读这类文字，心目中一定是把来与当下中国大学作对比的。何先生的叙述让我对那时候的生活无比地向往自是肯定的，我倒是希望那些管理大学的教育部官员们都来看看这些记载，好好思考一下，一个好的大学到底靠什么。

　　关于图书馆的那段回忆，也非常让我有同感。何先生说，西南联大的图书馆是开架的，学生可以很自由方便地使用，一个求知者进了图书馆就像沐浴在知识大海之中，那种感觉美妙极了。不由得想到我自己知识成长到今天这个样子，被人认为有很开阔的知识和视野，也都拜图书馆之赐。

　　作为一个有希望成为文化人的教师，不由得感兴趣何先生对周围师友百态的描述。一些早已耳熟能详的轶闻趣事或者得到印证，或者被更正;更有很多是第一次了解到的，比如殷福生(后来殷海光)的偏激和政治倾向急遽摇摆;何炳棣的急功近利和盛气凌人;王浩的敏感和聪慧;闻一多在政治上的单纯和引来杀身大祸的激情，等等……，尤其让人震惊的是何先生眼中的WH，品行之差，彻底颠覆了我对这位民盟前辈一直以来的良好印象。我努力去想象这何先生把梅贻琦校长与WH在遭遇空袭时的不同表现拿来做比较时的心境，读出了WH的失态以及后来命运的伏笔。这些都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何先生说他自己很想仿着《儒林外史》的笔触写一本《新儒林外史》，我相信，像他这样始终把自己放在旁观者位置上的聪明人一定会有这种愿望的，不过最终没有动笔，我想也许是岁数大了，看得太透了。我辈还在想着续自己的《士说新语》，那时因为对文化人还抱有希望吧，其实想穿了，古往今来有多少针砭文化人的作品，可是今天的一代是否由此而产生了羞耻之心，变得好些了呢，很遗憾，似乎并没有，可见，要通过这样的文字去影响人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估计何先生最终放弃做一部《儒林外史》类的文字，还是想明白了的缘故。就我而言，如果不是觉得写这些东西有点趣味，也不会再捡起来了。

　　再一个比较强烈的阅读印象，就是他对政治生活和政治人物的鄙夷。看得出父亲早年反复教导远离政治的话影响了他一生，他承认自己在那时是一个有左倾观念的学生，不过他并不关心政治上的事情。对同学中的那些职业政治人物没有什么好感。政治这头巨兽也吞没了他的姐妹，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以及热切的冷漠感。我希望何先生对政治生活的态度是受到伤害而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过听到这样一个年近耄耋的老学者评论政治，我们还是得竖着耳朵认真地听。

　　从未见过何先生本人，但读他书，加上葛兆光教授的前言和文婧的后记，我大抵还是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老人的印象的：他是极为聪慧的，博览群书;情感非常丰富，有自己对人类幸福美好的理解，是一个隐蔽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人情世故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取旁观者的态度。对于政治自小恐惧而又好奇，最终游于边缘，做了个观察员。我注意到了几处何先生讲幸福和快乐的文字，多半是与审美体验有关，那次逆流去长沙，路上走了五天的经历，那次听舒伯特的《圣母颂》，那次看丰子恺先生的《西洋建筑史话》，他都用了“美极了”“幸福极了”“满意极了”的字句，都促动他的灵魂，这明白不过的呈现出他心灵的倾向。他不是在乎世俗荣辱的人，所以当与好友王浩讨论什么是最大的幸福时，王浩取“最大的荣誉”，而他取“最大的心灵平静”。他最后居然为自己说服了王浩这样一个天才同学而很有些得意，作为自己的一个成绩。总之，他不是对物质生活有什么特别感觉的人。据说他宁可蜗居陋室也不愿意搬到三居室的大宅的理由，就是怕麻烦。这样一个人身上看不到颐指气使的戾气，看不到唯吾独尊的张狂，有的是温润可人的谦逊和自足，是面对苦难仍然不改其童心的对自然生活的坚守。

　　仔细想来，他是强烈正义感的人，这从他日寇的仇恨中可清楚看到，但这种正义感决不是因为某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他深刻的人文关怀的，《上学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具体人的命运的关切之心。如果说他对日寇的仇恨如澎湃的海潮，那么对师友的情意，对学生的体谅等等，都如深涧幽兰，毫不张扬而其味隽永。

　　据我的了解，何先生似乎一辈子都没有站到过社会或者学术舞台的中央，没有多少聚光灯照到过他，今天的学生未必有几个人叫得出他的名字或者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是一个有良知又有智慧的学者，正义和仁慈这两种很难兼有的德性，在他那里是融在一起的。不知道是他天生就是这样一种气质，还是八十年人生的磨难造成这样。

　　我喜欢他的这本书，它给了我很多的知识和快乐。

　　谢谢你，何先生，您已经足够长寿了，但我还是衷心祝愿你活得更长更快乐，更希望早日读到那本您暂时不同意出版的《上班记》。

　　该书几处值得摘录共享的文字：

　　关于政治：“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p5)

　　关于国民党体制“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p8)

　　“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这是和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一点不同。”(p10)

　　“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p11)

　　“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p17)

　　“我上学的那一辈同学，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的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古文根底、国学根底都不行，因为从小就不读那些东西了。……总的说来，我们这一辈受到的教育承接的是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可是现在我跟年轻的同志们谈起，还是说：‘你们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的文化五千年，总有四千九百五十年，它的载体都是古文，除非你不要这四千九百五十年，否则你要继承这个历史文化的话，就得非学古文不可。而且我还向那些青年同志说：你们中文一定要学好，即便将来你出国不回来了，做了外国人，可是你的优势在于你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挺可惜的。……别跟外国人一比，英语比不上他，你对中国文化又不懂，那是不行的”(pp25-28)

　　关于人生：“阿尔卑斯山奇峰峻峭，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时都是驱车前往，飞驰电掣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游客要慢慢欣赏美景，不要走马观花。……人生就像游览阿尔卑斯山，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我们应该好好欣赏。”(p32)

　　“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其实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就像《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对朋友Horatio说的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p43)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都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拚不拚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p47)

　　“历史有两个特点，第一，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不是由失败者写的。……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得打折扣，打胜利者的折扣，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第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流传。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正史，什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的上层，而不代表下层。”(p60)

　　在说到童年时代目睹京剧学徒遭受到的残酷训练之后，何先生说：“如果这就是京剧的代价，那么我宁愿世界上没有这门艺术。据说解放后，教育方式已经改善，我祝愿美好的艺术实在美好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更进一步，我希望一切美好的思想都是从循循善诱，而不是从残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p67)

　　从湖南岳阳老家去长沙的经历又使得何先生产生了关于进步的疑问。那次他们一行上不了火车只能逆水行舟，因而路程耗费时间放大了数十倍。本来坐火车只需两个小时，结果走了五天。正值深秋，他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一路景色绝美，令人销魂。由此何先生问：“怎么就算是进步?要说坐火车的话，我们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坐船坐了五天，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火车的优越性。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坐船不仅欣赏了景色的美，而且心情也极好，比坐火车美好的多，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到底应该怎么样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者一个社会的进步呢?”(pp77-78)

　　关于西南联大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什么，何先生同意邹承鲁院士的意见，就是两个字：自由。“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着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pp97-98)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够了可以随便转。”(p99)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整个社会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幸福。”(p101)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钱穆和雷海宗先生都在联大开中国通史的公共必修课，各教一班，可是都只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陈受颐讲西洋史，一年下来古埃及还没讲完。“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是多么随意，但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p108-109)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科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p109)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p109-110)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p111-112)何先生举了钱穆、周培源和金岳霖先生和学生之间关系的例子，很是生动。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期间，大家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呆在校园里，所以唯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p112)何先生讲的这些条件现在自然是都没有了。

　　关于图书馆，“联大有个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入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p111-112)他批评现在的图书馆都成了藏珍楼。对借阅者管这管那，丝毫不考虑读者的便利。“图书馆是传播知识用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惟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p122)

　　“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p123)

　　…………。

　　书中到处都是朴素却十分耐人寻味的话语。你想知道更多，不需要我在这里做二道贩子，不如直接去看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