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哈贝马斯借用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哲学革命奇迹，从语用学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交往行为理论，回应了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挑战，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悖论，批判了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

　　2、 贯穿哈贝马斯著作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问题”

　　3、“霸主”带着现代性的“魔戒”转而征服了世界，并把大多数非西方社会强行“逼入”现代化的单行道和不归之路。于是，现代社会成为了世界各国的标准社会模式，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西方化。毫无疑问，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享受了它带来的种种成果，除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果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从传统社会的体制桎梏和精神枷锁中挣脱出来，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这意味着社会从群体本位转向了个体独立，从义务优先转向了权力有限，从少数人的自由转向了普遍的自由，从不平等转向了平等。

　　4、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血缘上认祖归宗及其与之相应的神话世界观，不过是特定族群获得同一性的媒介。——有助于提升亲切感、身份认同和凝聚力。

　　5、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形而上学”，都会就它的基本含义达成一下共识：它致力于多中求一、异中求同、末中求本;致力于从特殊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抽象出本质，从变化中捕捉哼唱。哈贝马斯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四种主要表现，即“同一性思想”、“唯心论”、“作为意识哲学的第一哲学”以及“强大的理论概念”

　　6、传统的形而上学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自然本体论路径的形而上学，即从自然规律中推导出适用于社会的基本原理，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天道观就属于这种近路;二是神学本体论路径的形而上学，即从“神意”或“神命”中隐身出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法则，着在古代的复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理论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三是社会实践路径的形而上学，即从特定的社会实践经验中抽闲感触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典型的例子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和中国儒家所倡导的礼教伦理观。

　　7、这种现代的形而上学(洛克、卢梭、康德)与传统本体论路径的形而上学不同，同一性不再建立于外在的基础之上，而是以理性作为唯一标准。由于这种理性源于人的主体性，因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突出特点是同一性、理性和主体性三位一体。自然法学理论在用理性特带传统形而上学基础的过程中，去的了巨大成功，为现代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

　　8、首先，后现代主义致力于解构同一性。后现代追呼吁历史和生活的多元化，反对世界历史和生活实际的一元化;呼吁语言游戏和话语的灵活性，反对语言和话语的同一性;呼吁文本的丰富性，反对意义的单一性。后现代主义者以被压制的多元性的名义对同一性提出了抗议。

　　9、 其次，后现代主义致力于颠覆理性。

　　10、 最后，后现代主义治理与质疑主体性。

　　11、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于主体自由。在社会层面表现为主体可以依法合理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国家层面表现为原则上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力，在个人层面表现为道德自主和自我实现，在文化层面表现为文化多元。主体性原则具有肯定个人的意涵，但同时也有普遍主义的意涵，单数的个体即个人是判断所有人的的行为正确性的终极权威。

　　12、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主体性概念主要播啊扩四重含义：a个人(个体)主义，即在现代世界中，所有个体都是独特的生命并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b批判的权力，即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有权力主张和坚持自己认可的食物。C行为自由，即在现代社会，人们有选择行为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d唯心主义哲学，即黑格尔所宣称的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

　　13、根据哈贝马斯的叙述和韩式，后现代追理论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颠覆理性的本体大厦，突出强调理性的他者。(理性的他者是自然、人的肉体、幻想、欲望和感情——或更确切地说，是理性无法占有的一切)第二，质疑所有普适性价值和规范，走向相对主义。第三、突破现代性的基本范式，主张情感释放和审美超越。

　　14、哈贝马斯通过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精心梳理和具体阐释，肯定了它对形而上学批判的成就。首先，后现代主义以敏锐的目光察觉到，现代形而上学进路所构建的同一性，与传统形而上学进路所构建的同一性一样，都缺乏真实的基础，因而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海市蜃楼。其次，后现代主义I

　　轮发现，现代理性本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被奉为普遍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法宝，然而不幸的是，它在后来蜕变成了工具理性，成为了算计和博弈的代名词，人们带上理性的“魔戒”之后，开始封款各地征服自然并相互征服，由此人际客观化，社会自然话，在华现代理性胜利的高歌猛进中，人们却把达尔文所概括的“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的动物生存逻辑奇迹般地变成了社会现实。最后，后现代主义理论批判了主体性原则对于单个主体的自恋情结，指出它使得个人把他人以及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牟利和征服的对象，斩断了人际互惠沟通的桥梁和人际良性互动的纽带，导致了人际树立和世情冷漠。

　　15、但是哈贝马斯明确制醋，这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首先，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矛头直指笛卡尔到康德所建立起来的意识哲学范式，直接指向现代的自然法理论所倡导和坚持的理性主义，直接指向标志着现代社会主要特征的主体性原则，这些反思、质疑、批判和颠覆无疑发人深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它们没有找到合理的根基和适当的立场以及合适的方法。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从主体间性的进路，他们对于形而上学和同一性、理性的普遍性和单个主体的主体性原则及其主体哲学的批判和颠覆，才能获得坚实根基和现实的基础，因而他们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颠覆才会更加彻底，才能摆脱困境的出路，而不至于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其次，它们对于理性退化成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这种结局的揭露和批判，无疑正确而深刻，对于理性的他者的关注和为它们鸣冤叫屈，不仅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而且也表达了草根阶层、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反抗心声。然而，一旦它们是土宜“他者”取代理性，以“异质”取代常规，以边缘取代中心，以弱势取代强势，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哈贝马斯看来，正确的路径是如何使理性包容他者，通过主体间的协商和互动以及建立在商谈基础上的民主和法制，从根本上协调弱势与强势的冲突，消解边缘与中心的巨大反差，缓和体制与个人的严重对立。应思考的是如何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构新的同一性，从而避免单个主体原子般悬浮在理性选择的海洋上，致使务中心的社会星云般漫游在飘渺的太空中。哈贝马斯认为，基于交往理性的主体间商谈和人际沟通可以达成共识，进而可在多元互动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同一性。第三，后现代主义者试图诉诸情感释放来摆脱现代理性的压抑和奴役，试图诉诸审美迷狂来消解现代性所造成的平庸和平凡，试图诉诸神秘主义的临界体验来获得个体的执行顿悟和心理升华。但是现代社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的风险(宗教和传统意识形态的解体，血缘纽带和传统社会共同体的瓦解，现代社会人员流动话和人际陌生化，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因此现代社会尤其需要行之有效的体制、规则和程序来进行整合。

　　16、哈贝马斯的研究发现，晚期资本主义表现出量大突出特征，一是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剩余价值主要不是来自对工人劳动的剥削，而是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国家改变了自由放任时代消极的“守夜人”的角色，开始积极地敢于市场和调整社会关系，通过各种福利安排和社会保障措施，为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

　　17、哈贝马斯认为，有必要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从“生产范式”转到“交往范式”，用“劳动”与“互动”的范式来解释当代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关系，并把它们分别概括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前者主要与生产有关，后者设计的主要是受文化滋润和规范调控的社会关系。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和冲突无法从生产力的角度得到解决，而应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求解，只有从交往理性的角度重构人际关系，才能改变扭曲的理性关系和社会关系，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18、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理性本来是对主体性的肯定，但它却蜕变成对主体的否定;理性原本是对深化的否定，但最终却蜕变成神话;理性原本是解放的钥匙，但结局却变成了压迫的枷锁。

　　19、哈贝马斯认为，总体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在理论进路上至少存在三个缺点。第一，它们过分执着于意识形态批判，而没有开展历史哲学的批判，因而他们当发现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管，没有带来无产阶级的觉醒，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就把责任都归之于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第二，它们过去执着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和否定辩证法的真理观，现实期待一种新型制度在总体上取代资本主义，一旦这种期待受挫或落空，便陷入一种怀疑主义，不仅开始否定现代启蒙运动和理性，而且还把这种怀疑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认为“启蒙的永恒标志是对客观化的外在自然和遭到压抑的内在自然的统治”。第三，它们陷入上述量大误区，便不重视民主的作用，看不到生活世界存在的未被扭曲的交往理性，也看不到大众文化和先锋艺术中潜藏的抗张精神。

　　20、理性选择理论的有点在于肯认了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个体的行为自主，但这种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他从“理性人”的一般标准出发，着眼人们之间的相同处，而无视人们之间的差异。其次，这种理论从单个主体的视角出发，把人们置于一种相互算计和博弈的关系中。最后，这种理论着眼于个体的行为而无视社会体制和文化价值等对人们行为的实际影响。

　　21、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理性话的命运，而理性也无法比摆脱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宿命，他带着这种隐忧和焦虑离开了人世。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食物在于他只关注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二没有发现交往理性的潜能。

　　22、哈贝马斯认为，路曼正确地注意到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独辟蹊径地分析了系统在降低社会复杂性的积极功能，但是上述理性选择的社会学进路存在几个共同的缺点：一是它们都从意识哲学出发，要么着眼于单个主体，要么着眼于客观化的系统;二是它们都沉溺于现象学的现实描述，而缺乏规范性视角的批判和超越;三是由于上述两个缺点，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只有采取主体间性的商谈论视域，只有从交往理性的角度出发，才能克服它们的上述缺点。

　　23、 哈贝马斯认为：康德之后，不可能还有什么“终极性“和”整体性“的形而上学。

　　24、

　　哈贝马斯探索的是：能否在避免形而上学进路的基础上重构同一性，为已经被颠覆的现代性重新获得一个新的基础，使业已漂浮不定的社会事实性重新获得规范性根基

　　25、“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导致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是因为“语言符号先前一直被认为是精神表现的工具和附件，然而，符号意义的中间领域现在展现了其特有的尊严，”自然语言不只是传达信息的一种媒介，“同时还是社会整合源泉“，语言与世界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主-客关系，由此人们可以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对发生奇艺的社会问题和存有争议的行为规范重新解释。

　　26、哈贝马斯把言语行为氛围三类，一是记述式言语行为，二是调节是言语行为，三是表现式言语行为。从互动结构来看，重点探讨的主要是第二个方面，即人际关系，“通过建立人际关系，互动参与者用它们的语言行为承担起协调的使命“，就社会的共同价值和规范达成共识。

　　27、在交往行为中，单个主体与其他主体相协调，主体间性代替了主体性，从而“克服了主体与客体、主管与客观的两难”，也拜托了爻白玉“唯意志论”与“宿命论”之间的尴尬。

　　28、 哈贝马斯的商谈原则：“有效的只是所有可能的仙姑甘蔗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为规范”

　　29、 哈呗马斯提出了商谈的“理想言谈情景”：充分开放，人人平等，真诚表达，自由沟通

　　30、哈贝马斯借助语用学所开辟的主体间性路径，重构出交往理性的商谈理论，想人们在多元中形构出基本价值的同一性，在商谈程序中获得实体价值，在交往互动中达成共识，由此既超越决定论的普遍主义又超越价值相对主义。

　　31、社会现代话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社会发展呈现出与历史传统断裂的明显特征，二是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可逆转地面向未来的特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社会以儒家为主导的基本价值体系收到了质疑和动摇，随后进行了重建价值的种种尝试：先是“中体西用”派的价值本土论，继则全盘西化派的价值移植论，异质的对象主要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体系。最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前苏联输入的苏式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体系占据了主导地位。显然，恪守传统价值体系的努力无论如何悲壮和多么执着，都会成为一缕现代化进程的相思曲，因为这种努力的方向已然陷入了南辕北辙和刻舟求剑的不幸逻辑。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引入，在中国的现代启蒙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失序和价值混乱之际，强调个人本位和个体自由，非但无助于通过合作和团结来整合社会，而且对于民众缺乏理性和尚未养成自律习性的社会而言，反而会助长无序的博弈和恶性的冲突，由此是的本来就陷入混乱的社会更加混乱。

　　32、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尤其锁着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现行价值体系开始表现出了不相适应性。其主要问题是，通过说教方式自上而下灌输的官方价值体系日益失去了作用，而民间乃至学界却在无所适从的迷茫中纷纷陷入了价值相对主义。这种可怕的对峙只能增加混乱，危机社会的整合和价值认同。如若过我们借鉴哈贝马斯的理论，从交往理性出发，通过商谈来重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传统价值体系失落和苏式价值体系失灵后所造成的价值真空，并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在这个方面所走的弯路及其付出的代价。

　　33、其一，基于交往理性的商谈而形成的基本价值体系，不会具有形而上学进路价值体系的决定论气质，因而可以避免本质主义价值“专政”的负面效应;其二，同时确保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关系。其三，实现人权与人民主权的同构。其次，确保民主和法制的良性互动。其五，重新思考和定位当代中国的法范式。其六，重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34、哈贝马斯提供了民主思路：“他认为，根本筑路既不在于消除系统也在不在于放任系统，而在于打开政治系统的封闭性，使立法机构植根于生活世界，通过商谈论的民主产生合法之法，然后再借助这种得到广发民意支持的法律来驾驭和导控全社会及其各个系统”。

　　35、哈贝马斯指出：“在负载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不是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也不是公共行政的导控能力。需要精心维护的首先是已经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正在解体的社会团结。在今天，社会团结的力量只能以交往的自决实践的形式得到再生”

　　36、 商谈论视域中的合法之法承认自身的可错性。

　　37、哈贝马斯所探讨的法律“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涉及的就是法学界长期争论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诉诸交往理性和商谈论民主的重构，可以从程序的进路重建法律的有效性，从而缓解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同时又允许并维持两者之间的事当的动态张力。

　　38、要确保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必须不仅确保法律具有事实性的强制力，而且更重要的是确保法律的有效性，而只有公民通过交往互动和理性沟通的自我立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39、 哈贝马斯认为权力体系主要旨在重构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关系。基本权利体系是商谈的程序性条件。权利是关系而不是物品

　　40、在西方，如果说明确的主权概念源于不丹，那么主权国家模式的形成则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在西方世界的现代话发展中，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一级法治国家的模式交叠在一起，几乎三位一体。

　　41、在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和法治与民主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关注的重点在于法治，而共和主义的关注重点在于民主，商谈论的关注点兼及法治和民主，所主张的现代国家是民主法治国。